文/北京张楠平

中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谚语诠释着时间的价值。时间对于我们而言与生俱来，但用来测定时间单位的仪器却并非如此，它们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观察积累，逐渐掌握了太阳东升西落、月亮圆缺、季节变化等周期性规律，于是人们萌发出用一种稳定的周期现象作为实践“尺码”的念头，以此为契机便出现了各样的计时仪器。其中，钟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将无形的时间化作有形的时针循环运动，成为人类奇思巧智和知识积累的完美结晶。

1.18世纪铜镀金嵌珐琅容镜表英国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与钟表的机遇无疑是幸运的。钟表自从明朝末年进入中国宫廷，皇帝们便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随着时光的更迭，历史进入大清王朝，清代宫廷中，钟表既是计时器，又是陈设品；既是实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搜求网罗。受此影响，大量各样的钟表通过众多途径汇聚于皇宫。笔者总结出清朝宫廷钟表扩藏的几条重要途径，也以此解读大量的精美钟表古时是如何源源不断地进入清宫，曾经的皇家苑囿又如何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之地。

2.18世纪铜镀金象驮琵琶摆钟英国

3.19世纪铜镀金珐琅座钟法国

宫廷钟表制作与皇帝涉足

清宫所藏钟表，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宫中制造的，而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设在养心殿造办处的做钟处。其脱胎于康熙时期的自鸣钟处，当时的自鸣钟处主要负责宫中所藏钟表的保管与维修，偶尔也会制作钟表。到乾隆时期，做钟处臻于鼎盛。

做钟处以制作用料贵重、富丽堂皇的“御制钟”闻名于世，其制品主要供给皇帝以及后妃使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做钟处的主要技术人员及项目负责人大多为来自西洋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之前，部分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钟表机械师了。如法国钟表机械专家沙如玉，其于雍正七年（1729年）到京后即被派在造办处做自鸣钟。另外，杨自新、席澄源分别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三年来华，由于两人在制作机械玩具和制作钟表方面大显其能，不断满足乾隆皇帝对西洋奇巧之物的喜好，因此受到特别的推崇与尊重。此外，在清宫制作钟表的还有法国人李衡良、巴茂正、高临渊等，他们均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因此在他们指导下做钟处所制作的钟表无疑被烙上西方印记，故宫现存“御制钟”上许多雕刻花纹都带有浓厚的西洋风格便是最好的印证。

4.清乾隆铜镀金珐琅升降塔钟广州

使节与官员的进贡

在清朝，送给皇帝的各种名目繁杂的礼品，不管是出自国外使节还是国内官员，在当时都被称为“贡品”，而钟表进贡的方式较为多样。外国使节进献钟表的典型例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当时英国在选择礼品上较为谨慎，选择了最能体现自身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但像这样由外国使团进献钟表礼品的情况在乾隆时期并不多见，绝大部分的进献还是由各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自愿进行，而且此种方式占据了当时清宫钟表收藏总量的相当大部分。

乾隆时期向皇帝进贡钟表的官员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地区，两省均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经过贸易获得的西洋物品如钟表等机械类工艺品有些被官员购得，以个人名义送往北京进献给皇帝。同时，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作贡品。通过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出，以官员个人名义进贡的钟表数量一般并不固定，少的一二对，多则五六对。各地进贡的钟表乾隆皇帝并不一定照单全收，有时也会拒绝。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福建陆路提督李奉尧进贡的洋三针表二对、广西巡抚朱椿进贡的洋表规矩箱一对、福建将军永德进贡的镶表冠架与三针大表等三对、福建巡抚雅德进贡的四针表和五针双面表二对等均被驳回。

5.清乾隆铜镀金迎手钟清宫造办处

贸易渠道采办

但凡宫中用物，由各地采办者占很大比例，钟表亦不例外。广州是中西钟表贸易的最为重要的通道，而这与清朝前期逐渐形成的广州贸易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

乾隆时期宫中钟表的采办主要由广州的粤海关负责监督。粤海关主要管理广东沿海等处的贸易及税务，设有海关监督，统辖海关全部事务。充任监督者多是包衣（清代满洲贵族家中仆人或朝廷封赐隶属于满洲贵族宗室管理的属民）出身的内务府满员，由皇帝直接简派，相当于广州的“皇帝代表”，其“征收课税及凡应行事宜，不必挺督抚节制”，有着较大的权利。粤海关除了监督管理税务之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宫廷采办珍奇物品。所用钱粮按照物价定期向内务府报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宫中杂件》中便记载粤海关每年通过内务府造办处核销的银两在三四万两。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则是用于钟表的采办。

实际上，在广州为宫廷采办钟表的费用远不止于此，粤海关监督是通过行商从外国商船购买钟表，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每年呈进的钟表等珍奇西洋物品均令行商代为垫买，由于后付官价远远低于市价，其间的差额就需经手的行商垫付。此时，宫中购买西洋钟表都是由皇帝直接授意。例如乾隆时期，钟表的购买一般由乾隆皇帝提出要求，相关衙门将其行文给广东督抚或粤海关监督，再由其传达给行商。行商根据要求，向西洋商人洽谈购买或定做事宜。乾隆皇帝对所购钟表的要求有时非常具体，从产地到式样几乎面面俱到。在如此现状下，负责采办的官员们用尽心思，为乾隆皇帝搜罗能令他满意的各种奇钟异表。

6.清乾隆铜镀金珐琅羽人献寿钟广州

7.清乾隆铜镀金冠架钟清宫造办处

从官员处籍没

在清代历史上，许多封疆大吏、富商巨贾由于种种原因家产被抄，并被籍没入官。在这些巨额资产清单中，钟表是经常出现的。

乾隆皇帝往往命令将其送至内务府处理，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钟表最终会成为宫中的收藏。

在《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记载了这样几个典型的案例。乾隆四十六年杭嘉湖道王燧因贪纵不法受到惩处，被抄家产多达20万两，其中有“自鸣钟五架、坠钟一架、表一个”；同年闽浙总督陈辉祖因抽换隐匿另一名贪官的钟表、玉器、古玩、字画等据为己有，受查处，家产被抄，仅自鸣钟表就有“三十宗计六十四件”，同时其家人杜泰家产中也有“自鸣钟表四宗计七件”，总数多达71件；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因贪婪营私致使全省亏空二百余万两，国泰被赐自尽、籍没家产，其中钟表有“嵌表挂屏一件、座钟四架、表一个”。

在因罪被抄家产的高官中，和珅是最典型的一个，尽管抄家发生在嘉庆四年（1799年），但其资产的获取及累计都在乾隆时期，至于最终数字，正史并无记载。但从和珅连带出的其他贪官中，仅五六人家产中的钟表就多达270余件，而且这些高官的官位都低于和珅。由此可见，宫廷通过籍没犯罪官员家产的方式获得的钟表数量也相当可观，可以说官员籍没的钟表构成了宫廷钟表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8.清乾隆铜镀金转八宝亭式钟清宫造办处

（本文摘自2014年第11期《收藏》杂志，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