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乃和：中国古代修史的主要传统

admin 2025-07-10 190

明张宏《史记君臣故事图》之一旅顺博物馆藏

中国古代绵延不绝的修史实践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也积淀生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修史传统。

以修史为修身立国的精神传统

优良的修史传统及其相关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官的源头可推源至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之初。据《世本》记载，早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就设有仓颉、沮诵等史官。史官所掌与文字有关的史学可作为古代王朝治理教化的决断工具，在中华文明起源之初被视为王朝政教的象征。

至夏、商、周三代的“王政时代”，史官之设更加系统。《隋书·经籍志》称：“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其所言三代史官及其职能可与商周时期甲骨彝铭的记叙相互印证，大略可知三代史官多为《周礼》所言“掌官书以赞治”的书记官角色，但也有修史的职责，其职掌史书图籍的多少同样被视为国祚兴衰的标志。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春秋左传正义》

周秦以降的历代王朝同样重视史官设置，西汉设太史令，东汉设兰台令史，魏晋南北朝设著作郎，隋朝设外史、起居舍人，皆为其例。至唐代以后，专设史馆以修国史，遂成宋、元、明、清一贯的制度传统。

在史官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上古三代的史学传统也为后世所承继，这与孔子修《春秋》密切相关。“春秋”一词本为东周列国史书泛称。孔子修《春秋》，缘于当时王权衰微，王官失守，孔子以私学开创者的身份用修史方式传承周“文”，修《春秋》以保存鲁国及上古历史文化。其史学责任使命感及其修《春秋》的书法义例，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唐以降，历代史家都自觉继承上古及孔子重视史学对于修身、治国和平天下功用的传统。如汉代司马迁身受腐刑，立志修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史学为实学的理念也助推了史学有功于修身治国的社会思潮，激发了历代史家自觉修史以保存历史文化传统的史学责任意识。特别是唐宋以后，盛行易代修史和盛世修史的观念，朝廷正式设立史馆专修前朝史和本朝史，如后晋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

汉司马迁《史记》南宋黄善夫刊本

至清代，中国古代史籍流派及史书体裁极为繁多，以“二十四史”为代表，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诸多类别的史书体裁。这些史籍记载了中国自黄帝以来至明代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数千年连贯而完整的历史记载的国家，彰显了在古代王朝的兴衰亡替周期律中，古人以史学为修身立国之本的精神传统。

以秉笔直书作为修史之本的

史法传统

在中国古代长期撰史、考史和评史等史学实践中，还形成了秉笔直书和据事实录的“存史求真”的史法传统。这一意识的形成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史官所担负的“君举必书”和记事记言的职守，这种职守讲求“书法不隐”。《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董狐不畏强权，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誉其为“良史”。又《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太史兄弟三人实录齐国权臣“崔杼弑其君”而被杀，其弟和南史氏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唐刘知几《史通》书影

周秦以降，秉笔直书和善恶必书的史法传统一直为后世所继承，有识之士均以孔子所赞许的“书法不隐”精神为贵。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专作《曲笔》一篇，用“舞词”“臆说”“曲词”“诬书”“妄说”“谤议”鞭笞曲笔并论述其危害，并感叹“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在《直书》一篇中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对实录精神予以褒扬。宋元以降，秉笔直书的史法传统仍一贯相沿。如清初乾嘉学派代表之一的钱大昕在《潜研堂集》中明确提倡“实事求是”史法，坚持“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信史是中国自古以来修史的一贯史法传统，这种修史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进而成为史家人格精神的标识。

以鉴戒教化作为修史之重的

史旨传统

中国自古重视史学的史鉴和教化功能，所以历代修史形成了注重鉴戒教化的深意史旨传统。史鉴意识发端于夏、商、周三代，特别是殷、周鼎革之际，周公等政治精英扬弃天命神学，进行宗法封建治理体系建设，并对其加以反思倡扬。《尚书》中《周书》诸篇保存了周公多篇诰命，他反复提及先古、夏商兴亡之事，反映了周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如《尚书·酒诰》云：“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所谓以人事为鉴，即是以社会历史为鉴。夏、商、周政治文化的演进，是基于“史鉴”意识，在对前代政治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明万历刊本

周公之后，孔子对史鉴意识明确予以继承，并将其运用到《春秋》的修撰中。孔子修《春秋》的史鉴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劝惩垂戒的史学功能其后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史的主要传统之一。早在东周时期，时人就已充分肯定孔子修《春秋》的“春秋笔法”。《春秋左氏传》作者充分肯定《春秋》书法义例中的辞章、史法与义理旨趣，特别点出其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惩恶而劝善”的史鉴功能。汉唐以降，以鉴戒和教化为史旨成为修史的普遍风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其撰述《史记》的宗旨就是学习《春秋》笔法，将撰述《史记》视作一项“绍明世”“继《春秋》”的神圣事业。他在《史记·高祖功臣诸侯年表》中明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明确指明其修史在于鉴古镜今。

司马迁之后，修史注重史鉴者以北宋《资治通鉴》为代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阐述该书内容及主旨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进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鉴古知今之目的。《资治通鉴》这一代表北宋最高史学成就的巨著基于“史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史学体裁——通鉴体，为宋、元、明、清史家所继承，彰显了中国古代修史鉴戒教化之史旨传统。

以情贵于正作为修史者心术的

史德传统

在中国古代修史的长期实践中，强调修史者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修史技艺才能，而且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情操，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修史重视史家道德情操修养的史德传统。这种史德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所称赞的晋董狐“书法不隐”这一史法，孔子认可的“书法不隐”不仅是事实层面的直书，还有道德伦理层面的善恶褒贬予夺。《论语·子路》载：“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据之，孔子谓“父子相隐”为“直躬”即从伦理角度而论，并非指法律行为的事实本身，表明孔子称誉的“书法不隐”的直书笔法实含有事实书写与价值判断的多重面向。

汉班固《汉书》宋印本

孔子《春秋》之“义”对后世影响甚远。唐代刘知几发展了孔子“书法不隐”和汉唐之间的良史说，对修史者所能达到的最高造诣提出了“史家三长”说。《新唐书·刘子玄传》载：“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所谓“史才”，指史家的叙史能力与表达技巧，讲求剪裁和铺排史料的技术及文字的文采；“史学”指史家具备的历史知识及对史料的掌握；“史识”则指史家对历史的识见及评价。“史家三长”说反映了刘氏心目中良史的理想类型，是对孔子修撰《春秋》区分“事”“文”“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刘知几的史学与史才属于《春秋》中“事”与“文”的范畴，可见两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清代章学诚进一步提出“史德”，补充发展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他认为著史者除了才、学、识外，应首重著史者心术之正的史德，提出“气贵于平”和“情贵于正”是评定史家心术的两条重要标准。“史德”说是对孔子修史之“义”、刘知几“史识”中“善恶必书”等注重道德修养的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重视修史者心术的史德传统的形成，还受到了经学观念的影响。在独尊儒术的中国帝制时代，有研究史学史者认为孔子所修“六经”是先秦的《史记》，而《史记》等历代史书就是为“六经”所作之传。是故，无论刘知几的“史识”，还是章学诚的“史德”，其依据均是“不背名教”，都遵循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国可灭史不可灭”，呈现出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持续修史传统。

《广政石经》之《春秋榖梁传》拓本（局部）

总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有以史学为修身立国托命之载体的精神传统，在长期重史和修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秉笔直书作为修史之本的史法传统、以鉴戒教化作为修史之重的史旨传统和以情贵于正作为修史者心术的史德传统。这些古老悠久、富于民族特色的修史传统滋养着中华文明，至今生生不息。

谢乃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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