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立川（作者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

溽暑中于山居闭门读书，检出《王今生纪念文集》捧读，见到王建平兄所写《两件革命墨宝》一文，当年编辑此书时已然读过，至今记忆犹深。文章虽短，信息量却极大。我先重录此文如下作为一个引子，再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考察和分析。

《两件革命墨宝》

抗日战争时期，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动员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周恩来、朱德曾泼墨挥毫，通过爱国侨领洪骏声书赠海外侨胞。抗战胜利后，尚存两幅墨宝，几经辗转，由洪带回国，并由其子洪惠南昆仲珍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各地广泛收集中央领导散落于民间的手迹、墨宝。时任中共晋江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地区侨联副主席的叶启东获悉墨宝下落，却无缘得见，一筹莫展之际，找到了刚刚结束审查复出的父亲，请求出面做洪氏兄弟工作。父亲随即与叶驱车前往丰州和溪美与洪氏昆仲会晤。鉴于父亲与洪骏声乃同乡，早年一道参加地下斗争，尔后又同在新加坡大华公司共事，结下深厚情谊，又由于父亲了解墨宝的来龙去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兄弟俩终于欣然割爱，于1983年6月献出2幅珍藏了30多年的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墨宝。

周恩来手迹原件宽26公分，长64.5公分，全文是: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

录沈钧儒先生感事诗周恩来

朱德手迹原件宽32.5公分，长64.5公分，全文是:

生经百战饮倭头，

不净胡尘剑不收。

鸭绿江边期啸傲，

何须九世报斯仇。

朱德

不久，叶启东同志代表晋江地区侨联将两幅墨宝送至北京，交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将墨宝复制，分别送给地区侨联和洪氏昆仲和我父亲留念。该墨宝价值不菲，父亲说这是国家的文物，还是由国家统一保管为好。

王建平

抗日战争末期，朱德除了繁忙的军事总指挥的工作之余，仍亲自领导及动员海外华桥从物资、人力及宣传方面支持祖国的抗战，身体力行，事必躬亲。新中国建政之后才公开了这些重要的史实。他赠送新加坡华侨的这首诗，应写于1940年左右，因郭沫若和朱德这首诗的诗作“鸭绿江边南海头，不净胡尘剑不收。磊落光明甘委曲，但期率士快同仇。”发表在1940年7月24日的重庆《》。可见朱老总这首诗当作于1940年上半年或更早。而赠送海外华侨的这幅墨宝则写于1945年年初，或当时重录自己的旧诗以赠。

为什么洪骏声先生会在辗转海外及归国之后仍能保存下这二幅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珍贵墨宝?朱、周二位中共领导人又是何时将这批墨宝送到海外去的?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同时决定将原来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并入“海委”，仍由朱德领导，并组建了由39名归侨干部参加的“海外工作研究班”。1942年7月10日，朱德在致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

在同章第一节最后部分的叙事中，我们找到了有关上述二幅革命墨宝的记载：此外，朱德还为在抗战时期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国华侨以勉励。1945年4、5月期间，朱德书录自己的旧诗“生经百战饮倭头，不净胡尘剑不收。鸭绿江边期笑傲，何须九世报斯仇。”连同周恩来的录沈钧儒诗的墨宝等，请新华社香港分社饶彰风带到新加坡送给爱国华侨洪骏声以转赠各方爱国华侨。饶彰风毕业于中山大学，1936年入党，曾是“左联”作家，活跃于香港、南洋。这段记录证实了这些墨宝是由饶彰风同志转送新加坡的洪骏声的。

据王建平引述王老的回忆：王老是1948年离开马尼拉到香港，参加了由南方局负责人方方领导的为期4个月的整风运动，接着到新加坡，受中共港澳工委委派到“侨党星马总支”工作了九个月，吃住在大华公司。在那里认识了派往新加坡工作的林降祥、洪骏声和音乐家赵沨。赵沨先生是他们的领导。大华国际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中共在海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王老当时就听说这两件墨宝的事，而且不止此二件。王老是1948年才到新加坡的，而据《朱德与侨务工作》一文披露的事实，朱德是这项工作的具体策划者，以赠送亲笔题词激励和褒奖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却是发生在1945上半年间，那时正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后时间。

朱德出身四川贫苦农家，自幼苦学，1905年通过乡试的童子试而选为秀才，本期再参加举人之考试，却因清廷取消科举而回乡当小学教师及务农。后转而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他的国学根底甚深，是中共领袖中的文武全才之人。戎马生活中不忘作诗言志，毕生撰有600余首诗词。他赠送海外华侨的这首诗作就是写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的书法，楷书功力尤为深厚，这幅行书笔力饱满，挥洒豪放，横槊而歌，有唐代边塞诗人之气概，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诗书合璧，实属佳作。

所谓无巧不成书。笔者这里所说的却是另一种“书”--书法也。周恩来的书法有书卷气，自成一格。我们在鉴赏周总理这幅录沈钧儒感事诗的原作复制件时，书家陈怀晔不禁感叹:周总理的书法实在漂亮，写得多好啊!周总理这幅书作格式特别，与朱老总之作的写满全纸，不留天地空白形式，布局上恰成对照。

周恩来为何会书录沈钧儒的诗呢?所谓感事，当然有其身后的时代背景。

沈钧儒(1875-1963)，字秉南，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光绪甲辰年进士，1905年留学日本。1912年加入同盟会，1936年与宋庆龄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南京政府逮捕入狱，为被捕的爱国“七君子”之首领。出狱后，他继续为反对内战和争取和平而奔走，是“中国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法院院长。1940年时在重庆与周恩来过从甚密。1944年11月11日，周恩来由延安飞回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当晚时值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自寓为甫抵渝州的柳亚子洗尘，周恩来也赶来赴宴。周恩来副主席对沈钧儒历来十分敬重，1963年元旦，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宴会上的讲话，他深情地说到:“沈钓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时隔半年，沈老于当年六月仙逝。这已是后话。

1944年11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内寇炽依然甚嚣，而内战苗头已起。正是:国事蜩螗，民心震荡，外患未灭，内政不修，因而席上诸公都心事满怀。首联：“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正写出他的心绪浩茫之感慨。颔联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客者即指周恩来刚飞回重庆，他们相逢时喜不自禁。颈联和尾联的“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痛哭狂欢具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表露了一位法学家对国家未来前途的忧患。

究其实，这二件墨宝自发表在四十年代上半时期的重庆《》后就默默无闻，甚至连原诗的作者都忘了收入此后出版的个人诗集中。奇妙的是，这二首诗作的发表与传世，均与郭沫若的和诗发表在《》上有关。郭老在陪都重庆时期的抗战文坛上甚为活跃，尤喜欢“和诗”。1978年1月25日，他在为沈钧儒诗作《寥寥集》的跋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重庆，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民主人士多集中于此，偶有诗作，每相互和。我有一首《和沈衡老》的诗，题下注云:‘衡老梦为营长，以诗见示，踵韵和之’。和诗是五律，下标年月日为“1941年5月21日’。诗的内容如下:‘奇哉营长梦，磊落古人风。一意通潜识，众心望反攻。釜鬻谁与溉，袍泽我从同。不听鸡鸣久，鹤雏却满笼。’拙诗收入《潮汐集》。既云‘踵韵和’，则衡老原诗亦当为五律。唯于《寥寥集》中寻不出原作。”云云。请注意郭老最后一句话，他为沈老写了押韵的和诗，沈老的诗集中却没收存他的原诗。当时重庆的文化人聚首，“偶有诗作，每相互和"，郭老当是和诗最多的人之一。而周恩来书录的沈老的“感事诗"，郭老与柳亚子均有“和诗”，且都将原作与和诗合在一起发表在重庆的《》上。和朱德的这首“生经百战”的诗，郭沫若和其原诗，上文曾指出乃发表于1940年7月24日的《》上。由《朱德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中收入同年五月间写的《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自注: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却未收入这首诗，郭老和朱总的这首《生经百战饮倭头》的末句，用的显然是《出太行》的末句的“慰同仇”之典。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期间，朱总司令写下二十多首诗词，慷慨激昂，诗风悲壮。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1978年5月14日《》刊发的沈钧儒先生的《诗五首》，其中一首题为《经年》的就是周恩来手书的《感事诗》，前有沈老的“小序”云：“1944年11月11日晚，沫若先生欢宴亚子先生，适逢周恩来先生自西北飞来赶到参加，同饮喜欢。既逾二十日乘竹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由此而知沈老这首诗应该写作于1944年12月2日左右。最早为沈作和诗是当日同席的郭沫若与柳亚子先生。郭沫若作《衡老以双十一追忆诗见示步韵奉酬兼呈亚子先生》：“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极，乘风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郭沫若奉和之后，柳亚子先生又作《次韵奉谢衡老沫兄》：“良宵差遣酒杯宽，贤主嘉宾共岁寒。万族疮痍悲未已，十觞酩酊笑相看。栖惶海内多麟凰，倾倒人间愤屦冠。惟有桥陵云物美，中原北望共凭栏。”据同文所载的沈老诗集《寥寥集》的《经年》诗后的注释，这三首诗作均发表于重庆《》上。虽具体时间不详，当应该都是在1944年12月至1945年2月之间。

周恩来手录《经年》则应在1945年元月至2月之间。因为上述所引与《朱德与侨务工作》指出的朱德墨宝是于1945年3、4月间送往海外的记录相埒。

周恩来录写沈诗时可能因手头的纸不够大，开笔写这首“七律”的首联与颔联占了纸的大半，颈联和尾联只好用小字来写就。其格式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以常识论，书家间有这种写法。如鲁迅赠邬其山之诗作的手法。也许是周恩来自己认为此幅写得比较满意，所以留存了下来。

与《朱德诗词集》1977年版未收入朱总这首诗一样，沈钧儒的“感事诗”也未收入1979年版的《寥寥集》中，个中原因，除了郭老在是集《跋》文中所说他和沈钓儒老的诗《和沈衡老》留了下来，却未见沈之原诗一样，郭老也忘了他也和过沈老的这首《感事诗》。虽然，他与柳亚子和沈钧儒老的《感事诗》一起曾发表于重庆《》副刊上，沈老忘了，郭老也忘了，编辑《寥寥集》的沈老的三儿子，画家沈叔羊等遗属当然也就不了解曾有这首诗以及和诗等轶事。三联版的《寥寥集》杀青时为1978年春，宋庆龄为此书写的“序”自署是年三月;郭老的“跋”则写于1978年1月25日;沈叔羊《编注后记》则写于1978年春日。1978年5月，该书出版。因泉州有关方面公布了在泉州南安华侨洪骏声遗属藏有周恩来手录沈钓儒的《感事诗》墨迹、朱德《生经百战饮倭头》诗作墨迹二件墨宝，这个信息发表之后引起全国文史界的注目。

沈叔羊先生在1979年2月17日为《寥寥集》再版补入《附记》：“最近见《福建文艺》月刊上印有敬爱的周总理的手迹墨宝一幅，录父亲的七律一首，甚为珍贵。这幅墨宝，是1977年晋江地区文管会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在南安县发现的，兹特附印在书前。《经年》(编注:即《感事诗》，诗的第二句中，‘山城’两字，一作‘江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叔羊”。他在书的最前页放上了洪骏声遗属捐献的这幅周总理墨迹的书法。是书同年8月出版，“山城”一语应录自《》发表时的原文，周恩来写为“江城”也可以。

洪骏声，又名洪维珍，1901年生于福建省南安丰州镇南门村，五岁时，其父过世，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以为人洗衣得以微薄收入抚养他，自幼备尝底层人生活的艰难，12岁即往他乡做学徒。21岁下南洋，为印尼华人商店当店员。受当时侨界有识之士的爱国宣传，1927年由印尼回到丰州镇，与同乡印度尼西亚华侨洪维良、福州人林仲(曾任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红旗》)主编，中共七大旁听人员，建国后曾任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空军《卫士报》报社社长)等人之影响，开始投入传播革命思想之活动。1928年，他参与创办中南学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大批共产党员被枪杀，在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之危难时节，洪骏声受当地思想进步人士委任，重返印尼万隆、吧城、泗水等地华人聚集地，向当地拥有爱国爱乡思想的华侨进行募资，用于办校。当年，洪骏声加入中共，他继续与洪维良、林仲等人利用各种公开身份，秘密从事爱国救亡工作。在印度尼西亚玛琅中学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同时出版《赤潮》刊物，由于《赤潮》在华侨社会中名声日隆，荷印殖民主义统治者于1933年5月查封了《赤潮》，洪骏声等人由此被驱逐回国。

1935年，洪骏声因身体有恙去新加坡就医，仍然抱病参与各种抗日活动，多次说服当地华侨为支援新四军捐资捐物，并动员当地华侨青年及专业技术人员回国投身到抗日战场中。因此才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经新华社香港分社通过他赠送给海外华侨这二幅书法作品予以鼓励，据王今生老回忆，他在新加坡参加整风时就住在由洪骏声与林降祥等同志的贸易公司，其时赵沨同志也在该公司，是实际的领导人。因此才有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帮助南音申请“世遗”的成功。这种种机缘实在匪夷所思!

今年9月26日上午，我与王建平兄、郭景仁兄驱车往丰州镇，在洪少霖同志的引领下，登门拜访了洪骏声故居及其三子洪吉甫先生伉俪。

据洪先生介绍，他们兄弟姐妹三男一女，他排行第四，老二洪惠南是医生主其事，老大洪少川，二位已先后去世。故居墙上悬挂着中国革命博物馆颁发给洪惠南先生的收藏证书，上写：

洪惠南同志:承惠赠

周恩来同志手稿(录沈钧儒先生感事诗)、朱德同志手稿各一件

除编目珍藏提供研究及陈列外，并致以热烈的谢忱。

此致

敬礼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3年9月5日

同信还附有一件发票，上列四百元人民币予他们兄弟姐妹作奖金。据洪吉甫先生所说，因这二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是他们的传家宝，属于他们兄弟姐妹共同拥有。这次捐献给国家的革命博物馆作为文物，非常光荣。同时，博物馆还仿真水印原作各四份，一份给他们留作纪念，一份给晋江地区侨联(现藏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一份给协助这次捐献的洪骏声同志的战友王今生，一份给时任晋江地区侨联副主席叶启东。王、叶二位同志的助力厥功至伟。

这二份独一无二的中共元老所赠的法书，从延安辗转多地，传送到海外并交到洪骏声先生手中。不知曾有多少人经手，可谓万水千山总是情!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二份墨宝又伴随着洪先生由南洋到香港，于1950年代中终于带回到家乡来，从《朱德与侨务工作》一文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充分显示出中共老一代革命家对于华侨抗日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二幅墨宝正是这种血浓于水关系的最令人感动的证物。自1983年9月，由洪氏昆仲捐出这二件墨宝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之后，笔者考证了官方和正式出版物的报道、展出的对象中均依这二幅原件而广泛流布。

这正是王老生前所说:“这是国家的文物，还是由国家统一保管为好”。我们应当感谢洪氏昆仲及王老、叶启东先生为历史所作出的贡献！

行文至此，想起郭沫若与这二件墨宝均有奉和之诗，尤其是和朱德诗的末句为“但期率士快同仇”，而参与是一事件的饶彰风、洪骏声、还有三十八年后动员洪氏遗属献宝的王今生同志，当年都是在海外从事抗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都属于朱总司令麾下的战士，这二份墨宝见证了数以千万计的爱国华侨，在朱德的率领下，团结一致，争取到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个时代中战斗着的海外中国人谱写的一份历史备忘录，立此存照，以昭未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建平、郭景仁、陈怀晔、洪少霖、林良标诸同志协力，谨此致谢！）

写于2023年10月中旬

改定于泉州东海普陀禅寺